【出 处】：《 教育发展研究 》 CSSCI 2014年第13期 59-66页,共8页

【作 者】： 吴冰 [1,2] ; 刘志民 [3]

【摘 要】 同为发达市场经济体，为何德国企业与高职教育机构形成了高水平的产学合作，而英、美国家企业与高职产学关系反而不那么紧密？为何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高职领域的产学关系主要来自政府引导？本文试图以新制度经济学和技能形成理论回答如下问题：第一，就某个经济体而言，什么样的技能需求具有“一定程度的技能专用性”，从而引发多数企业自发的产学合作需求；第二，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减少了企业投资于工作技能的不确定性，从而保护企业与职业院校基于技能的产学合作；第三，哪些因素构成了高职产学关系治理变迁的动力。研究发现：从短期来说，企业与高职的产学行为要服从于现实的中间技能需求；从长期来看，则更受制于技能形成制度，且这种技能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工业化早期。一个有利于企业与高职产学合作的技能制度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：合作方的可信承诺关系与权责界定、行业内技能认证与标准化、监督企业培训的第三方力量。正是企业、高职、国家（和行业组织）三个行动流共同构成了产学关系演进的中心动力机制。